如今，中国企业希望提升自身创新能力，这得到了跨国企业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国正“从模仿向创新”转型，而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我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前同事叶恩华（George Yip）便是其中之一。诚然，这还是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但来自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管理者和企业家应该注意到，我们已经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借力中国以加速全球创新。其实无论是西方企业，还是其他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都会对此感兴趣。比如，最近我以“中国的创新”为主题组织了一场讨论会，与会者包括一批国际企业的领导人，场下听众是来自尼日利亚的企业高管。与会专家的洞察可归结为以下三点，刚好印证了我之前和中国的管理者及企业家交谈所取得的研究发现。

洞察一：以“中国速度”促发展

中国企业行动很快，并持续完善商业模式和产品/服务，这让很多外企很不适应。不过，为了应对中国市场的压力，一些跨国企业正努力重新调整其传统的规划和行动方式，结果发现这有助于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负责沃尔玛中国数字化战略已有四年的霍斯博（Ben Hassing）介绍了“Omega 8”项目。在该项目下，沃尔玛和中国的初创企业合作，以客户为中心，解决实体店的痛点。通过“Omega 8”项目和沃尔玛合作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初创企业必须在60 天内快速完成新项目的概念验证（PoC）。我还遇到过一些跨国企业，他们借助大数据的支持，不到半年就在中国推出了自己的品牌。而如果是在他们本国，通常要花两年时间。向“中国速度”看齐，沃尔玛等企业得以更快速地发展。

洞察二：化中国的限制为合作的可能

在中国，外企进入很多行业都会受到法规的限制。通常来讲，中国本土企业能做的事，外企并非所有都能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转换思路，将这种情况转化为机遇。万事达卡的Bryan Ma指出，面对数字化颠覆，银行从业人员可以部署直接面向用户交互界面的技术资产，从而迎来开放银行的新时代。在此过程中，重要的是把监管机构看作朋友而非敌人。政策制定者也有痛点，我们应该像对待客户一样对待政策制定者，尽力了解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反过来能促成合作意向，而非形成敌对气氛。Peter Atadja博士在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中心（CNIBR）的研究表明，企业和政府部门及当地机构的合作是有益的。CNIBR帮助当地提高科学水平——这也是中国政府的一项工作重点——采取的方式包括为当地人才提供来研究中心实习的机会。CNIBR所在的行业领域受到严格管控，但它也能找到合作的办法。这意味着，随着监管环境的演变，通过将自身的重点任务和行动计划与相关政府机构的工作重点相契合，诺华等跨国企业在运营上会更加如鱼得水。

洞察三：利用中国的专业知识扩大社会影响力

中国基于中药传承，在疟疾治疗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这让很多人都感到惊讶。然晟（上海）集团联合创始人Arun Prabhu指出，中国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目前，他领导着一个研发新一代蚊帐等产品的全球性项目——包括在中国进行研发，在欧洲筹集慈善基金，在非洲做产品测试（最终做市场投放）——因为蚊子（用公共卫生领域的术语来说就是带菌昆虫）对现有的驱虫剂已经有了抗药性。再比如，去年北京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新世代厕所博览会，比尔·盖茨（Bill Gates）是开幕致辞嘉宾，其中展示了中国企业如何想出创造性的方案，解决诸如穷人缺乏卫生设备等棘手的社会问题。中国似乎已经体现出了社会创新的潜力，虽然这种潜力迄今尚未得到广泛认可，但至少逐渐得到了然晟等社会企业和盖茨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的认可。

中国的市场环境变化快，法规限制多，而且在一些行业领域存在鲜为人知的商业惯例，跨国企业在经营上往往举步维艰。不过，在中文里，我们经常讲“危机”这个词传达的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果处理得当，外企是能够从中受益的。这就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和企业家思维看待中国市场：既要看到其中的机遇，也要看到挑战，如此方能借力中国，加速创新，最终做强做大。

沙梅恩（Shameen Prashantham）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国际商务及战略学副教授。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初创企业与大型跨国企业的合作。